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中国政治议题。“法治思维”是中共十八大（2012年）提出的治国理政核心理念之一，它标志着中国执政党在治国方式上的一次深刻转型，即从过去主要依靠权力和政策治理，转向强调运用法治理念和方式来治理国家。
下面我们从几个层面来展开阐述：
什么是“法治思维”？
“法治思维”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法律术语，它不仅仅指懂法律条文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、根本性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,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：
-
法律至上: 任何组织和个人，包括执政党和政府，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，法律是最高权威，任何个人意志、行政命令或政策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这与“党大还是法大”这个根本问题直接相关，“法治思维”的答案显然是“法大”。
-
职权法定: 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明确授予，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，法无授权不可为,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。
-
程序正当: 无论是决策、执法还是司法，都必须遵守法定程序，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，强调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性，避免“暗箱操作”。
-
权责统一: 行使权力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有权必有责，用权受监督，失职要问责，违法要追究,这旨在建立责任政府。
-
权利保障: “法治思维”不仅强调约束公权力，也强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当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,应能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和保障。
“法治思维”要求将法治的理念和精神，内化为决策者、执法者和司法者的思维习惯，外化为治理国家的具体行动。
为什么十八大要提出“法治思维”？
“法治思维”的提出并非偶然，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反思,是中共执政理念演进的必然结果。
-
历史教训的总结： 改革开放前，中国经历了“人治”的曲折，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，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，这段历史深刻地证明，缺乏法治的约束，权力被滥用会带来灾难性后果,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。
-
现实挑战的倒逼：
- 腐败问题日益严重： 到十八大前，腐败问题已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，严重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政府的公信力，用“法治思维”和“法治方式”反腐，被认为是最根本、最长效的途径。
- 社会矛盾凸显：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贫富差距、环境污染、征地拆迁、劳资纠纷等大量社会矛盾，过去主要靠行政手段“维稳”的模式已难以为继，亟需建立公平、公正、可预期的法律渠道来化解矛盾。
- 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：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一个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环境，是吸引投资、保护产权、激发市场活力的前提，没有法治,市场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。
-
执政党自我革新的需要： 新一代领导集体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）上台后，面临着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的艰巨任务，通过强调“法治思维”，可以规范党内行为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,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。
十八大以来如何实践“法治思维”？
十八大报告首次将“法治思维”提升到战略高度，并在此后的历次重要会议中不断深化,其标志性成果和实践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-
顶层设计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2025年，为了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，由习近平担任主任，这被视为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“最强大脑”,从组织架构上确保了法治建设的权威性和执行力。
-
立法完善：编纂《民法典》 2025年5月，新中国第一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正式颁布，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座里程碑，它系统整合了民事法律规范，保障了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各项民事权利，是践行“权利保障”和“法律至上”思维的典范。
-
反腐实践：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 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，正是“法治思维”在权力制约领域的集中体现。
- “打虎拍蝇猎狐”：无论职位多高，只要触犯法律,都受到严厉追究。
- 制定《监察法》：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，实现了监察全覆盖，是“职权法定”和“权责统一”的具体化。
- 强调“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”：通过党内纪律约束，防止党员干部从“破纪”走向“破法”。
-
司法改革：提升司法公信力 为了解决“司法地方化”、“行政化”等问题,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出台：
-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：排除地方干预,统一法律适用。
- 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：审理跨区域的重大案件。
- 推行司法责任制：让“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”，明确法官、检察官的办案责任。
- 推进“以审判为中心”的诉讼制度改革：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、认定证据、保护诉权、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,保障程序正义。
-
党内法规体系建设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强调“全面从严治党”，必须依规治党，制定和完善了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，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实现“依法治国”与“依规治党”的有机统一。
挑战与争议
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但中国的“法治思维”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：
-
“党大还是法大”的根本问题： 官方理论强调“党的领导”和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统一，但“党领导立法、保证执法、支持司法、带头守法”的表述，在实践中有时会导致党的意志优先于法律，或者将党的政策直接法律化,这引发了关于法治独立性的讨论。
-
“法治”与“法制”的区别： “法治”（Rule of Law）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对权力的约束，而“法制”（Rule by Law）更侧重于将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工具，批评者认为，中国的实践更接近于“法制”，即法律是实现党和政府治理目标的工具,而非限制自身权力的最高准则。
-
司法独立的程度： 尽管司法改革旨在提升公信力，但中国的司法机关仍然是“党的领导”下的国家机关，必须接受党的领导，这与西方语境下的“司法独立”（Judicial Independence）概念有本质区别。
-
权利保障的现实差距： 虽然法律条文对公民权利有诸多保障，但在实践中，尤其是在涉及敏感的政治权利（如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）时,公民通过法律维权的渠道仍然面临巨大障碍。
“法治思维”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色之一。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，试图通过系统性的法治建设来解决腐败、社会矛盾、权力滥用等深层次问题,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
尽管在实践中，“法治”与“党的领导”之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探索和平衡之中，并且面临着诸多挑战，但“法治思维”的提出和实践，无疑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设定了一个以“规则”和“程序”为核心的框架,其影响将是长期而深远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