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管理中的“刚性执法”与“柔性服务”——某市“地摊经济”的法治化治理
背景： 2025年后，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挑战，许多城市开始重新审视“地摊经济”，某市一度出现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局面，占道经营、交通拥堵、噪音扰民、食品安全等问题频发，市民投诉不断，面对这一复杂局面，市政府面临是“一刀切”取缔还是“放任不管”的两难选择。
传统人治思维（错误做法）：
- 运动式执法： 组织城管、公安等部门开展“百日攻坚”行动，大规模驱赶、没收摊贩物品，导致摊贩与执法者发生激烈冲突，引发舆情。
- 简单化处理： 发布“一刀切”的禁令，规定所有主次干道严禁摆摊，不考虑民生需求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- 选择性执法： 根据领导喜好或媒体曝光度，时而严打时而放松，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。
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实践（正确做法）： 该市市长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，而是运用法治思维，推动了一场系统性的治理变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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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先行，划定“法治红线”：
- 思维体现： 法治思维要求“法无授权不可为，法无禁止即可为”，政府不能随意限制公民的经营权。
- 实践： 市政府组织法制办、城管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，在广泛征求市民、摊贩代表、法律专家意见的基础上，出台了《XX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（修订版）》和《XX市“地摊经济”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- 具体措施： 明确划定了允许摆摊的“限时、限地、限类”区域（如指定夜市、背街小巷），规定了经营者的卫生、环保、食品安全责任，以及禁止经营的品类（如易燃易爆品），这为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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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正当，保障各方权益：
- 思维体现：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，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。
- 实践：
- 公开招募： 通过官方平台公开招募摊主，采用“摇号+抽签”的方式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- 签订承诺书： 与中选摊主签订《经营承诺书》，明确权利义务，变“被动管理”为“主动履责”。
- 设立申诉渠道： 建立摊贩申诉机制，对执法不公或处罚有异议的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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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变职能，从“管理者”到“服务者”：
- 思维体现： 法治政府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，政府角色是引导、服务和保障，而非单纯的控制。
- 实践：
- 提供基础设施： 在指定区域统一设置摊位、垃圾箱、公共厕所，提供水电接入服务。
- 引入第三方服务： 引入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，对摊贩进行食品安全、卫生规范等方面的培训。
- 智慧化管理： 开发“智慧夜市”小程序，市民可以查询摊位信息、在线下单、评价反馈，实现“阳光化”运营。
成效与启示：
- 成效： 该市“地摊经济”实现了“管得住、放得开、服务好”，既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就业和生计问题，又保障了市容环境和市民生活秩序，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，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。
- 启示： 领导干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，不能依靠“拍脑袋”决策或“运动式”治理，必须坚持依法决策、依法行政、依法监督，通过立法明确边界、程序保障公平、服务促进和谐，将法治思维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。
重大项目建设中的“程序正义”与“利益平衡”——某高铁项目征地拆迁案
背景： 某国家重点高铁项目途经某省，需占用大量土地，某村有200余户村民的土地被征用，在初期谈判中，由于补偿标准不透明、补偿方案单一、村民意见表达渠道不畅，导致村民集体上访，项目一度陷入停滞。
传统人治思维（错误做法）：
- “搞定就是稳定”： 依靠地方关系和压力，迫使村干部做工作，对“钉子户”采取断水、断电等非法手段进行威逼利诱。
- “暗箱操作”： 补偿方案由少数领导决定，不公开核算依据，村民对自家能拿多少补偿款完全不知情。
- 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： 认为项目是“国家大事”，只要补偿“差不多”就行，忽略了村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申诉权。
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实践（正确做法）： 省委省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，由一名分管副省长牵头，依法推动问题解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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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信息公开，保障知情权：
- 思维体现： 行政公开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，是防止腐败、取信于民的前提。
- 实践： 工作组将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原文张贴在村委会公告栏，将项目的征地红线图、补偿标准计算公式、安置方案等所有文件全部公示，并设立专门咨询台，由法律专家和工作人员为村民答疑解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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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程序正当，保障参与权：
- 思维体现： 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。
- 实践：
- 召开听证会： 组织召开由村民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法律专家等参加的听证会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。
- 制定“菜单式”补偿方案： 改变过去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，提供“货币补偿、产权调换（安置房）、留地发展、社保安置”等多种选择，让村民根据自身情况“点菜”。
- 建立协商机制： 成立由村干部、村民代表、政府工作人员、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的协商小组，逐户进行沟通协商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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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依法维权，保障救济权：
- 思维体现： 当行政行为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时，必须提供畅通的法律救济渠道。
- 实践： 工作组明确告知村民，如果对补偿决定不服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政府法律顾问全程参与，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，引导其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采取极端方式。
成效与启示：
- 成效： 通过法治化的程序，绝大多数村民接受了补偿方案，少数仍有异议的村民，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，通过行政复议获得了更合理的解决，整个征地过程平稳有序，既保障了国家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，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，实现了“案结事了人和”。
- 启示： 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，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集中体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，必须摒弃“权力本位”，树立“权利本位”，通过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程序，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化解社会矛盾。
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“科学决策”与“依法防控”——某市疫情防控中的法治实践
背景： 某市出现聚集性疫情，病毒传播速度快，社会恐慌情绪蔓延，面对严峻形势，市政府需要迅速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，如划定封控区、管控区、防范区，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，限制人员流动等，这些措施直接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。
传统人治思维（错误做法）：
- “层层加码”： 为了“保险起见”，随意扩大封控范围，延长封控时间，甚至采取“一刀切”的硬隔离措施，造成次生灾害。
- “随意决策”： 领导根据个人判断或上级“暗示”下达指令，缺乏科学依据和法律授权，导致政策朝令夕改，民众无所适从。
- “信息不透明”： 对疫情数据、物资储备、防控进展等信息隐瞒或选择性发布，加剧了社会恐慌。
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实践（正确做法）： 该市市委书记在指挥部会议上强调：“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，越要坚持依法防控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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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策于法有据，确保权力合法：
- 思维体现： 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。
- 实践： 市政府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在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，依法划定“三区”，并发布公告，明确每项措施的法律依据、实施范围、起止时间和具体要求，这避免了“土政策”的随意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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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比例原则，避免权力滥用：
- 思维体现： 行政手段的强度和范围应与所要达到的目的相适应，不能过度侵害公民权益。
- 实践：
- 精准防控： 利用大数据流调，精准锁定密接和次密接人员，只对相关楼栋、小区进行封控，而不是“一封了之”。
- 保障民生： 在实施严格管控的同时，通过立法或规范性文件，明确规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、就医需求等“硬性”要求，并设立监督热线，确保政策落实不打折扣。
- 最小损害： 在实施交通管制时，优先保障救护车、物资运输车等“绿色通道”的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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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监督问责，确保权责统一：
- 思维体现： 法治不仅要求政府有权，更要求政府担责。
- 实践： 市纪委监委成立专项监督组，对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，特别是“层层加码”、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，畅通群众监督和举报渠道，对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。
成效与启示：
- 成效： 该市的疫情防控措施虽然严格，但因为于法有据、程序正当、执行规范，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理解和配合，社会秩序井然，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，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因防控不当造成的次生伤害。
- 启示： 在紧急状态下，法治不仅是“刹车”，更是“导航”，领导干部越是情况紧急，越要保持清醒的法治头脑，坚持依法决策、依法办事，才能确保防控措施科学、有效、公信力强，才能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。
三个案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内涵：
- 案例一体现了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思维：核心是处理好“活力”与“秩序”的关系，通过立法和精细化的服务式管理，实现善治。
- 案例二体现了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：核心是处理好“公权”与“私权”的关系，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救济权。
- 案例三体现了应急管理中的法治思维：核心是处理好“效率”与“公平”的关系，在紧急状态下坚持依法办事，防止权力滥用。
这些共同说明,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一种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，它要求领导干部在处理任何问题时，都自觉地问自己三个问题：
- “于法有据吗？”——决策和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？
- “程序正当吗？”——是否遵循了法定程序？
- “权责对等吗？”——是否在行使权力的同时承担了相应责任，并保障了相对人的权利？
只有将法治思维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才能真正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