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振宇在《罗辑思维》节目中，曾多次以义和团为案例，进行过深入的剖析，他的视角并非简单的历史批判，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和思维模型,来反思我们民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的心理和行为模式。
他对义和团的解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核心观点：
核心观点一：义和团是一场“失败者的反抗”，是传统文明对现代文明的“非对称战争”
罗振宇认为，理解义和团的关键，首先要把它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系里：19世纪末，一个古老的、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帝国，突然被一个全新的、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世界猛烈冲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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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失败者”的视角：在当时的清朝，无论是洋务派（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）还是维新派，都代表了精英阶层试图理解、学习甚至拥抱现代化的努力，而义和团，则代表了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抛下、被边缘化、被剥夺了生存空间的底层民众，他们不是改革的参与者，而是改革的代价承受者，他们的生活因为洋货、洋教、铁路等现代事物而受到巨大冲击,他们的愤怒和恐惧是真实而具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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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对称战争”：这场冲突不是一场公平的对决，一方拥有坚船利炮、现代科学、国家组织和国际法；另一方则只有“刀枪不入”的信念、传统的符咒和民间组织，罗振宇强调，义和团的“刀枪不入”并非简单的愚昧，而是他们在信息不对称和认知极限下，所能拿出的唯一“武器”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武装，是他们面对无法理解的强大力量时,所能组织的最后抵抗。
核心观点二：“扶清灭洋”口号的深层逻辑——民族主义与皇权主义的畸形结合
罗振宇对义和团的口号“扶清灭洋”进行了深入的解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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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扶清”：这里的“清”，并非指抽象的“中国”或“中华民族”，而是指具体的、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王朝皇权，对于底层民众来说，“国家”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，他们能感知到的、最高的权威就是皇帝和朝廷，他们的反抗需要借助这个他们唯一熟悉的权威符号来获得合法性，这是一种皇权主义的本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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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灭洋”：这是他们反抗的直接对象，但“洋”同样是一个模糊而庞大的集合体，从传教士到工程师，从商品到军队，一切与“现代”相关的事物都被他们视为“洋”的一部分。“灭洋”实际上是一场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排斥和毁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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畸形结合：罗振宇指出，这种将“皇权”和“民族主义”捆绑在一起的模式，是一种极其危险和脆弱的畸形结合，它利用了民众朴素的爱国情绪，将其引向了对内（杀教民、毁铁路）的破坏，而非对外（真正地学习西方、建立现代国家）的建设，当皇权发现这股力量失控时，又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，甚至反过来剿灭，就像后来慈禧对义和团的“背刺”一样。
核心观点三：义和团是“认知能力”的悲剧，而非简单的“道德”问题
这是罗振宇解读中最具启发性的一点，他认为，将义和团仅仅归结为“愚昧”、“野蛮”或“排外”，是一种廉价的道德批判,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深层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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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知的极限：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当时的中国人（尤其是底层民众）没有认知框架去理解“西方”，他们无法用科学、哲学、社会学等现代工具去分析“为什么洋人的枪炮这么厉害？”，他们的世界观是传统的、基于神话和巫术的，当面对无法理解的威胁时，他们只能用自己仅有的认知工具去解释和应对——“神仙附体”、“刀枪不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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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降维打击”：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学体系，对当时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，是一场“认知上的降维打击”，就像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无法理解互联网一样，义和团也无法理解电磁学、化学和现代军事学，他们的悲剧在于，他们用旧世界的逻辑去对抗一个新世界,结果必然是惨败。
核心观点四：义和团是我们的“文化基因”，是必须时刻警惕的“思维陷阱”
罗振宇最终将义和团现象提炼为一个文化基因和思维模型,用以警示现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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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都是潜在的义和团员”：他认为，义和团所体现的思维模式——面对无法理解的强大外部力量时，不是去学习和理解它，而是退回到自己熟悉的、封闭的文化符号中，用一种虚幻的“精神胜利法”来寻求安慰，并最终走向极端的排斥和破坏——这种基因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潜意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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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案例：他举例说，当面对全球化、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事物时，我们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冲动？抵制某个国家的所有商品、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“境外势力”、或者相信某种简单的“口号”或“理论”就能解决所有复杂问题,这些都是义和团思维的现代变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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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的核心：罗振宇通过义和团故事，最终想传递的核心信息是：真正的强大，不是去消灭对手，而是去理解对手，甚至学习对手，最终超越对手。 一个文明和个人的成长，关键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并愿意去学习和拥抱那些自己暂时不理解的新事物。
罗振宇对义和团的解读，跳出了传统历史叙事中“爱国”与“卖国”、“进步”与“反动”的二元对立,他将义和团视为：
- 一个历史悲剧：是传统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崩溃时,底层民众的绝望反抗。
- 一个认知案例：揭示了在面对信息不对称和认知极限时,人类会产生的非理性反应。
- 一个文化警钟：提醒我们时刻警惕那种“退回舒适区、排斥异己、用虚幻的自信掩盖真实的落后”的思维模式。
这种解读方式，充满了“罗辑思维”的特色：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切入，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模型，最终服务于对当下个人和社会的反思与启发。 它不是要为义和团的暴行辩护，而是要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，并从中汲取教训,避免重蹈覆辙。
